近期读了《少年凯歌》，这本书是陈凯歌导演讲述自己的童年和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书是陈到美国后写的，大约是1989年，所以可以不顾及政治审查写出很多真实发生的事情，对文革以及人性的反思很深刻，对自己的控诉尤其真诚。

书中章节取名为：天国，降临，群佛，狂灰，青山。合起来是：毛为了理想的「天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等群魔乱舞，肆意践踏生命，留下一地死灰，接着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大自然。

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苦难以及对他们后半生生活的影响，相比起来，刚刚经历不久大三年大疫，似乎不是那么的悲惨。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有人说：“文革"的爆发只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对毛泽东来说，打倒政治上的对手是为了否定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和国家机器是他本人创立的。而否定体制也需要同时否定其代表人物。对于刘少奇来说，战与降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主帅。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

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惟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惟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

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

老舍于前辈作家中几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事创作的惟一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共产党大权初掌，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缳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十一项，分明写着：“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一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的身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同时，一些过去同我深深重合的影子渐渐离我而去。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犹如感冒突然间全好了一样。人长大原来也只需要一个瞬间。我开始信任自己，那很像小时候打篮球，突然有一天能够摸到篮筐，却弄不清什么时候有了这能力。我不必再从别人的瞳孔中去证实自己的影子。劳动使我健康起来。

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我每次在村后小河中洗脚，都会有成群的小鱼啄着我腿上的伤口，使我得了抚慰；我走上山去，用手指触动大株的含羞草，在叶片收拢的瞬间，意识到尊严；一片黄叶，在溪水的转弯处久久盘旋不去，让我懂得了命运。

我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什么，特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很难直接估量，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而自然付出的宽大和善意，所得的回报却是毁灭。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